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横渠先生

　　张载雕塑

张载的思想是宋代儒学德性之治的源头之一，因横渠四句为天下人熟知，后世之人敬称其横渠先生，张载对儒家的命论发展有重要贡献。“命”的概念在张载思想中占有突出地位。今日我们从张载思想中“命”的内涵、“命”的形上根据和“命”的表现三个方面，对张载“命”论作一个新的探究，以期彰显张载在宋代儒学转型之际的独特贡献及地位。

以“理”释“命”

　　《说文解字》释“命”为“使也，从口，从令”。“命”最初的含义是指天对人的命令。张载对“命”的认识与传统儒家的命论关系密切。传统儒家的“命”主要有两种含义——命运与使命。《论语》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”等论述，指的是不可更改的命运。孔子还认为，人不仅要接受各自的命运，还应该“知命”，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”。所谓“知命”，就是自觉接受天降给人的使命，这在孟子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。孔孟对“命”的认识直接影响了张载对“命”的理解。

　　张载的思想中，“命”也分为使命与命运两层含义。就使命而言，张载认为，“天授于人则为命，人受于天则为性”。在他看来，天赋予人的人性也是一种“命”。这种“命”规定了人的品质、性格等，为人的社会道德属性奠定了基础。

　　就命运而言，张载用气遇之命对一些无法改变和言说的运命或时命进行解说。在张载看来，作为命运的气遇之命是人力无法改变的，对于这种“命”，人只能顺从。人只有对自己禀受之使命进行体悟与发挥，并提高自身的修养，才能够达到“穷理尽性至于命”。

　　为了完成“命”由天到人再回归天（天命—受命—至于命）的命论模式，张载着重发展了作为使命含义的“命”，并以“理”来解释使命之命。

　　首先，张载对“理”进行了界定。在张载那里，“理”有规律的含义，如“损益盈虚，天之理也”。

　　其次，张载将“理”与天相联系，“自然人谋合，盖一体也，人谋之所经画，亦莫非天理”。天道与人道相统一，在天人合一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谋的作用去追寻天理。张载还认为，“君子教人，举天理以示之而已”，要用天理教化大众。

　　最后，张载认为追寻理就是要按照儒家伦理道德进行修养。张载认为，“圣不可知者，乃天德良能，立心求之，则不可得而知之”，求圣就是求天德良能，这是天所赋予的，要立心去追求它。立心追求的具体内容就是仁义。

　　张载通过以“理”释“命”，将人所受天之使命由天到人，再返回至天，契合儒家传统的“天—人—天”命论模式。尽管张载也认识到人所受之命中也有无可奈何的气遇之命的一面，但是他更为强调的是对人所受之使命进行体悟与修养，并以“理”对这种命进行解释与规范，从而形成了其“命”（理）的思想，为德性社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。

张载手植柏树

出于太虚的命理形上学

　　受佛道教义反激，在传统儒家命论模式中，“命”由天降。张载开始将天的内涵本体论化，完成了对“命”出于“太虚”的解释和论证。他将“太虚”看作生成宇宙万物的本源。在张载那里，“太虚”不仅是宇宙的本源，更是人间一切事物的来源，人的爱恶之情同样出于“太虚”。更进一步，他认为“太虚”还是伦理道德的形上根据。张载将“太虚”作为仁义的本体，将礼仪作为实用，用“体用”论述了“太虚”与“仁”的关系。

　　张载提出“命”出于“太虚”，对“命”的来源做出了本体上的论证，使“天”完成了由主宰之天到义理之天的转变。“命”（理）出于“太虚”，人受命的诸多要求也由“太虚”本体进行规定。具体而言，张载以“理”对人所受的使命进行阐释。他认为受命需要一定的规则，就是“尽性穷理”。在张载看来，“万物皆有理”，因此至于命的核心也就落在了穷理上。由此，张载进一步将儒家传统的“天—人—天”命论模式发展为“太虚命（理）”模式。这也就是说，“命”出于“太虚”，人接受“太虚”转化而来的使命，又要通过对“理”的认知返回到“太虚”本体上。

　　“命”出于“太虚”，“命”中所含之理同样来自于“太虚”本体的规定，“太虚”便是人受命、人行事的形上根据。张载构建了一套“太虚命（理）”的模式，丰富并发展了儒家传统的“天—人—天”命论模式，进一步解释了天降给人之使命中之义理的合理性。人接受使命的过程中也要顺义理之命。

横渠书院正蒙殿

为生民立命

　　唐宋以来的儒家学人向佛教道教的本体论、心性论发起挑战，以求夺回引导大众之“命”的主动权。张载用“命”探究天人关系，其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理想的德性社会，由此形成了“立命”的思想。“立命”的实质便是规范与论证大众所受之使命。所谓“立命”，也就是立义理之命，即为大众确立人生价值的方向，故“立命”也可以称之为“立道”。

　　张载通过以“理”释“命”与“命”（理）出于“太虚”，论证并强调了人所受的命中包含着义理的合法性与重要性。他认为，立命必须与仁义相结合，仁义是所立之命的具体内容， 即“义命合一存乎理”。在他看来，“天体物不遗，犹仁体事无不在也”。张载通过建构“乾父坤母”“民胞物与”的世界，“合天地万物为一体，而归结于仁”，将仁贯穿于天地万物之中。“为生民立命”也就是要以仁为核心，将儒家的道德伦理等树立为社会大众的精神标杆，引导全体民众前行。

　　张载渴望将仁义等儒家道德增入命论之中，并以此确立生民之命。但在如何“立”的问题上，张载又陷入了困境。张载虽然能够始终坚持在道义与时命之间做出追求道义、“求之在我”的选择，却始终无法将此在大众之中普及开来。要想赢得民众整体的共鸣与支持，使这种价值观遍及全体社会每一个人，就必须触及所有人的“共情”之处。正如休谟重视“同情”的作用，提出“不论我们可以被其他任何情感所推动……这些情感的灵魂或鼓动原则，都只是同情作用”。这种作用对个人而言是同情作用，对集体而言则是共情作用。

　　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“共情是亲社会行为、利他主义和道德的生物学基础”。建立共情是张载解决上述困境的主要方式，这一方式要建立一个人类的“共同体”。张载的“民胞物与”就是试图建立一个“大家庭”式的社会模式和“命运共同体”。在“亲缘利他”的基础上，人类会因为扩充自己的善良，因为做好事，因为正直光明而感到内心欢愉。由此，张载论证了天命之中含有仁义道德的伦理色彩的合理性，解释了人类在命运与道义的两难抉择下仍旧追求道义的原因。

　　张载谈“命”，其核心目的在于为生民立命。他所立的“命”实质上是“义理之命”，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大众为人处世的准则。这是他以“太虚”构建本体论，以“理”释“命”，丰富命论内涵的逻辑结果。尽管他的立命思想建基在使命之命的含义上，但是他的目的却在于从立人类必然之使命出发，最终统摄人生之偶然与不确定的命运。最终，立命也在于以义理来引导命运。此外，他实行井田、恢复古礼、筹议边防等作为，都是积极为生民立命的实际表现。

　　在面对社会危机的情况下，张载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勇敢站出来承担起社会责任，期望通过立命构建理想的德性社会。张载“命”（理）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儒家传统的命论。张载构建了“太虚命（理）”模式，论证了“命”中之“理”的来源与合理性，改变了“天—人—天”的模式，为儒家本体论的建构作了进一步的探索。他虽然没有明确“体贴”出“天理”二字，也没有直接提出将“天理”作为本体，但是他提出的“太虚”本体，直接影响了二程（程颢和程颐）。二程在张载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发展出了“天理”的本体，完成了儒家本体由“天命”到“天理”的最终转变。在宋代新儒家转型的过程中，张载是极其重要的一环。